朱子五行几画？
这个“几”是数字还是次数呢，我姑且当它是次数吧 1、朱熹在《朱文公集》中多次提到他的五行之说，其中以《答蔡季通书》最简明扼要 此书作于乾道五年（1169）九月十五日，而朱氏于乾道二年已正式提出他的太极论，故其五行之说大约也在此时之前不久形成。
2、另外，根据李光地所撰之《朱子行状》及黄宗羲所撰之《明儒学案·朱子学案·门人列传》的记载来看，朱熹的五行说是在与吕祖谦、陆九渊、张栻等人在讨论问题时逐步完善的。不过这些人物都是朱熹的前辈大儒了，所以不能指望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这学说形成的直接证据。
3、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著作里寻找蛛丝马迹—— 我看过的只有下列三处： (1)陈淳《北溪先生粹语》卷四有言曰“今观孟子言性善，告子亦曰性无善无不善。但告子直说是‘性’而已，而未析其理，故论未精；孟子的道理却精细多了，如云‘水信善下瑞，於母七窍皆圆皆方’之类……至于告子之言，乃谓‘生之和谓之性’，又似只说了个量底义。” 陈淳是朱熹的学生，所以这里说的应该是朱学 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生之和谓之一性”就是“一”之“和”。
其次，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一”不是指一物，因为既然“生之和谓之性”也就是自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和合，那么将“一”解释为“一物”显然不合理。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朱熹所说的“一”是指阴阳二气或心肾二君（或者两者皆是） “水信善下瑞，於母七竅皆圆皆方”这句话很模糊，很难判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硬要扯上联系的话我想大概只有《孟子·告子上》中的“水信善下”以及《灵枢》里的“人之始生也，精炁从阳化而为魂，阴津从阴化而为魄”能勉强说明一点关系 但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牵强。 (2)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七》有言曰“近世朱陆异同，纷然聚讼者几百年矣。陆子静欲复孟氏之本，朱子晦欲推程氏之道，各立宗旨，互相是非……晦之言日：理气本不分离，先有此理而后有此气。若谓理在内，气在外，则内如之何，外如之何？岂真有动静间隔，内外出入哉！此实大惑，不可不辨也……”
这段文字虽然也是讲朱陆之争，但里面并未提及所谓的“五”字 所以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来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叶适对于朱学的理气理论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从他晚年所作之《水心集补遗·别朱晦庵》中也可以看出——“伊川之言为易简，濂洛之言为精微，朱氏尽取二者之美，而又变而易之，故其说多而疑。学者观二家之书，当知其旨趣不同如是尔。” 总之从叶适的言论看来，他对朱子的理学并不怎么认可。而且从他对朱陆之争的态度上看，他也不太认同以“五”分的观点。
(3)袁燮《袁氏世范 ·卷二·治家》有言曰“凡言‘一’者，必兼阴阳而言;言‘二’者，必兼刚柔而言。盖由天地初分，阴阳未判之时，只是混然一气，其间阴阳未尝不杂糅而相济。及其既分之后，万物各具一理，无一物而不含阴阳之气。即此可见万物之理虽殊，而莫非一理。君子观阴阳交泰之情，而修省以顺天，观阴阳不交之地，而惕厉以畏天，是以存诚敬以致中和，而致天地之化焉。”
通过上面的内容不难看出，袁燮在论述的时候引用了《周易》上的句子，而这些话显然是出自朱熹之手。所以我们不妨推测一下袁氏可能引用的是下面这段话—— 《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周子书》有言曰“《易》之乾坤，《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春秋》之《桓公孙聂》，圣人之道，无非欲人也。” 由此可初步判定袁氏的五行思想主要来源于朱熹的易学 而袁氏之所以推崇这一学派的学说应该与他与朱熹的师生之谊有关——他与朱熹的弟子蔡沈、真德秀都曾有过交往，而他的学生黄震更是拜朱熹为师。
4、我认为朱熹的五行思想最初是由阴阳二气和心肾二君构成，后来又吸收了一些其他思想家的部分主张才发展完善起来的。比如他受到佛学的启发建立了心法一元论。又接受了周敦颐的太极图作为他思想的直观阐释方式。还吸收了二程的部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心说体系等等。 以上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