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囚结局什么意思？
囚徒困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社会中人们作出决策时的困境而受到重视，成为行为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部分。这一困境的现实体现很多，如军备竞赛、环境保护、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都具有囚徒困境的特征。博弈论对人们行为的解释，最终都要通过现实的检验，通过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来进行论证。
1989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的约翰·杜加塔教授发表的研究论文，总结了16项实验经济学的论文所报告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的实验结果。这16项研究中最早的一篇是1978年鲍勃考特和罗伯特·威尔逊的论文，最晚的一篇是1989斯蒂格勒姆和泰勒的论文。16篇中有9篇实验采用的是一次性两方两次决策的囚徒困境博弈，一方的两阶段决策可以在完全不考虑对方决策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安排；有2篇是两方决策，双方可以自由地交换信息进行磋商，但不允许进行其它形式的承诺；其中的10篇是两方决策的实验，但是双方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决策者完全匿名，决策者也不能从实验者处得到对方的任何信息。这16篇论文的实验结果的结论是具有普遍性的。
实验对经典的占优均衡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和多次性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被试者在第一阶段的决策中选择了合作策略，而不是按照纳什均衡理论所指明的占优策略背叛。即使是双方完全匿名没有磋商和承诺可能的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也有78％的被试者选择了合作策略。这一结果对经典的占优均衡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报还一报”（tit，for tat）策略是最好的策略。
威廉姆逊（Williamson，1985）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评论。他指出在囚徒困境的实验中，人们的选择倾向于互惠而不是完全理性选择的背叛。互惠是一种混合性的战略。在多次重复的情况下，如果实验开始时，双方都选择了不交代，那么以后双方都继续选择不交代。如果出现了一方首先选择交代，另一方就会选择惩罚（即也选择交代）。人们之间的互惠是威廉姆逊所说的“有意识的自利行为”（conscientious selfishness），这种“自利行为”是通过社会规范进行调节的，具有很强的道德色彩。